1933年，鲁迅写了很多抨击国民党的文章，老蒋大怒，派沈醉前去暗杀。沈醉在鲁迅门前蹲守半个月，最终还是放弃了：“他的后台实在太硬了！”
沈醉接到任务时，是有些许犹豫的。他不仅是个杀手，也是个偶尔会拿起笔杆的“文艺青年”，对那个名字，他内心存着一丝连自己都未察觉的敬畏。
但他还是去了。带着人在离大陆新村不远的亭子间租下监视点，望远镜的镜头，日夜对准那扇透着微光的窗户。
然而，几天蹲守下来，沈醉的心越来越凉。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：那扇门，根本不是普通的文人宅邸，简直是一个时代的“会客厅”。
一天上午，一辆挂着政府牌照的轿车停在门口，下来的是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。这位前北大校长、国民党的元老，是鲁迅的绍兴同乡，更是他二十余年的“伯乐”。1927年，正是蔡元培顶着压力，给了鲁迅一个“大学院特约著述员”的闲职。每月300块大洋的“干薪”，一拿就是四年。
这笔钱，让鲁迅有了“体制内”的身份，更是一道明晃晃的护身符：这个人，是我蔡孑民保的。动了鲁迅，就是动了整个中国教育界的脸面。
沈醉按捺住心跳，继续盯着。第二天，一辆更为低调却让人无法忽视的轿车停在弄堂口。车窗摇下，露出一张温婉却极具分量的脸——宋庆龄。她的车往那儿一停，比任何保镖都管用。这位“国母”的背后，牵扯着复杂的国际视线和江浙财团的微妙态度。沈醉就算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在她面前亮出凶器。
更让沈醉头皮发麻的是，他甚至看到了陈赓的影子。这位黄埔一期出身、救过蒋介石命的共产党将领，当时也在上海疗伤，偶尔会秘密出入鲁迅的寓所。陈赓在黄埔系中的威望和人脉，让任何一个军统特务都不得不掂量一下：今天动了鲁迅，明天会不会有一个黄埔同学，在背后给自己一枪？
沈醉终于明白，这哪是暗杀一个文人？这简直是在挑战半个中国的名流圈，是在捅一个由“老革命”、“国母”、“江浙同乡”和“黄埔系”共同织就的马蜂窝。
如果说那张庞大的人脉网是鲁迅的“盾”，那么他自己的笔，就是最锐利的“矛”，也是一层更为隐蔽的“甲”。
沈醉在翻阅鲁迅的文章时，发现了一个极其精妙的细节。鲁迅骂人，骂得极狠，但却骂得极“安全”。
他骂当局，骂特务，骂“友邦人士”，却极少直接点蒋介石的名。他用《狂人日记》戳破“礼教吃人”，用《阿Q正传》画出国民的麻木，用“以夷制夷”讽刺不抵抗的政策。每一篇文章都像是隔山打牛，让南京方面浑身难受，却偏偏抓不住他“公然侮辱领袖”的把柄。
这就是鲁迅的智慧。他的三弟周建人后来回忆，鲁迅曾私下说过：“若指名道姓地骂，我今天骂完，明天就得流亡海外。文章到不了年轻人手里，骂了也是白骂。”
他给自己留了余地，也给对手留了“台阶”。蒋介石即便气得摔碎茶杯，也无法公开给他定一个“颠覆国家”的罪名。只能搞暗杀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，而一旦动用这种手段，前面那张大网就会立刻启动保护程序。
1933年，鲁迅将自己的杂文集命名为《伪自由书》，辛辣地讽刺了那个年代言论自由的虚伪。但讽刺的是，恰恰是这种“伪自由”下的迂回战术，加上他那张坚硬的“后台网”，让他得以在枪口下继续发声。
沈醉在撤退前，还观察到最后一个细节，这个细节让他彻底放弃了动手的念头。
那是一个深夜，一个黑影翻进了鲁迅家的院子。沈醉起初以为是同行，爬上墙头的大树观察。结果发现，那只是一个想趁着文豪熟睡捞一笔的小贼。小贼在厨房蹲了半宿，等啊等，一直等到东方既白，鲁迅书房的那盏灯，始终亮着。那瘦削的身影，在窗纸上几乎凝成一尊雕塑。小贼最终熬不住，骂骂咧咧地空手而逃。
这一幕，深深刺痛了沈醉。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文人，而是一个把黑夜当白昼，用燃烧生命的方式唤醒国人的斗士。
他更看到了鲁迅对儿子周海婴的柔情。无论写作多晚，他都会在孩子睡前讲故事，孩子睡着了，他还坐在床头呆呆地看着。这一幕，让这个杀人机器心里某个地方，动了一下。
沈醉意识到，这个人，早已不仅仅是某个派系的“后台”在保他。他真正的后台，是千千万万在读他文章的青年学生。在北大的操场，在上海的弄堂学堂，青年们把他的文章当成精神食粮。杀了鲁迅，等于点燃全国的火药桶。那后果，比得罪蔡元培和宋庆龄加起来还要严重。
最终，沈醉的密电摆在了戴笠桌上：“目标背景复杂，恐难收场。”戴笠沉默了。不久后，蒋介石也顺水推舟，终止了刺杀计划。他转而派人去“招安”，想给鲁迅一个官做，结果自然又是碰了一鼻子灰。
1992年，已是耄耋之年的沈醉，在一次活动中见到了周海婴。他握着鲁迅儿子的手，终于说出了埋藏心底半个多世纪的愧疚与敬意：“当年，我奉命在你家门口蹲守了半个月……”
周海婴听闻，惊愕之余，久久无言。
那一刻，历史的硝烟散去，只剩下一段关于“后台”的往事。而那个最强的“后台”，或许正是千千万万被唤醒的人心，和那一盏在漫漫长夜里，始终未曾熄灭的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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